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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两年到还可以拿董卓乱政为理由解释，可这一年是皇帝亲政，手下的公卿无不是深孚德望的名臣，发生了灾异，还能怪在谁的头上去？
虽然田丰等人对这些神秘莫测的灾异是发自内心的畏惧，但并不代表他们完完全全的相信这些东西会有什么预示，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的道理，每个人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大致信服。
要让他们赞同皇帝德不配位、遭上天厌弃的想法，从而与袁绍继续跟朝廷做对，除了灾异这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以外，更需要实际的利益才能打动人心。
袁绍也知道这一点，在抛出一段开篇之辞后，这才进入正题：“若求治世，明君贤臣，二者不可独立，如何才是真正的治世之道，诸君心里也比我明白。国家亲政以来看似行了许多良政，可一经详述便有诸多错漏。比如任能臣、却使降逆董承登临大位，更择其女为中宫在关中开屯田、却擅夺豪强之地兴太学、却设经营、经济等末学与经学并立增国用、却重开盐铁专营，这可是孝武皇帝时的弊政除此之外，国家生性寡情，王司徒诛董有功，却遭受罢黜其手段也甚是酷烈，且不说李傕等降者如何就戮，但说河东范先、程银等人经次一叛，下场如何，也不言自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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